微视频丨青春大课

理论上，国家的融资方式有：征税、垄断关键资源、借债。

三、二维码支付风险防控情况 正如所有金融服务创新必然伴随着对于风险的防控，二维码支付发展也不例外。国际上，对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如对我国的中行、工行），除了服从一般的监管以外，还应另设有较高的资本充足率等指标体系对其进行监管。

既无经验，又无人才储备，这种冲动要遏制现在大一点的金融机构都已成为控股集团，有的成为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还有的设有房地产公司和多个投资公司。房地产是占用资金大的产业，金融机构不宜直接经营，已经经营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应按市场规则，限期有序转让退出。适当限制资金在同业循环。为了扭转这个局面，金融行业各类商业性服务机构，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基本任务，坚守并完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营模式。

我国金融业发展很快，货币投放和流通的总量很大，为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反映多年，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反映强烈。为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如因政策、灾害、发生案件等原因而非个人或经营者的过失时，应对经营、经办者免于处罚。寻找国际结算替代性货币的外部需求与关于单极化储备货币体系的缺陷反思为人民币提升国际地位提供了历史机遇。

首先，逐步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数据统计监测与预警响应机制。最后，在为境外人民币开启回流投资通道的同时，资本账户下证券投资项目开放随之拓宽，这会增加管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难度。在监测指标选取方面，可以从全球视野出发将境内外资本市场回报率差异、非居民境内投资的资产结构变化等指标纳入监测体系。您怎么看待这一演进脉络? 巴曙松：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跃升决定了人民币扩大国际使用的长期趋势。

其次，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要求资本项目提高可兑换程度，那么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亟需进一步扩大汇率弹性。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人民币单边升值趋势被双向宽幅波动的新常态所替代。

其次，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储备货币流动性收缩与货币政策溢出传导的金融风险蔓延。从支付职能角度，应建立适应全球市场发展的人民币清算支付系统。作为对这个话题有着深入研究的权威专家，您如何评价人民币国际化? 巴曙松：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变迁以及中国总体发展战略导向下市场主体需求的转换共同驱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其次，应推进股票市场的发行制度注册制改革，将监管重点从市场准入转向发行主体的信息披露与行为监督，从而帮助投资者提升风险辨识能力并优化资产配置。

全球贸易支付计价的人民币份额从前期高点的2.31%下降到2017年底的1.61%。这种贸易项下收付结构的不平衡导致外汇储备增速加快，人民币与弱势货币置换带来居民福利损失。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原本通过经常项目与跨境贸易提升人民币海外存量的方式已面临瓶颈，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成为矫正上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结构性失衡的主要方式。最后，由于国际货币会充当大量与本国经济无关的交易计价工具，并且境外主体有在发行国以外持有国际货币的需求，因此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进程也需相应加快。

从人民币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角度，应同步推动现有的中国投资者到海外交易(QDII)、国际投资者到中国开户投资(QFII、RQFII、CIBM)以及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三类投资渠道的开放与扩大。最后，进一步优化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模式，增加中国企业境外融资的自主性。

以人民币的货币职能跨境延伸扩展为主线，配套的金融改革政策、区域经贸金融合作布局以及全球人民币基础设施与网络构建一直在积极稳健地实施推进。例如，应用风险准备金工具有利于降低跨境资本的大幅波动。

汇改后的阶段，我称之为调整巩固阶段，具体时间从2015年8月开始。从措施组合来看，发展结算货币职能主要涉及建设离岸人民币中心与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推进全球央行间货币互换合作等;深化投资货币职能涉及境内外金融市场联通、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丰富离岸市场人民币产品类别等。通过贸易渠道向外输送人民币并在离岸市场创新人民币产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良好开局。应考虑加强与国际交易平台、中央托管机构的业务合作，做好境内外市场制度安排的衔接。人民币国际化有着怎样的演进脉络，未来又该如何着力，带着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巴曙松。以人民币债券为例，包括伦敦清算所集团(LCH)与欧洲清算所(Eurex Clearing)在内的国际主流清算机构还都不能为人民币债券提供托管与清算服务。

易纲行长的表态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水到渠成、市场驱动的过程，主要还是靠市场驱动，我们要使得人民币和美元、日元、欧元等其他货币的竞争是平等的，让企业可自由选择用哪个货币。首先，为提高系统集中度从而提升支付清算效率，可重新整合中国现有的清算行、代理行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离散分立的跨境清算安排，这也有利于全面监控与管理人民币的国际流动。

其次，在境外机构直接参与CIPS之后，需考虑构建境内外清算风险的隔离与分散机制。由于境外投资者人民币持有动机与境内企业国际经贸主要形态发生变化，人民币向全球输出的主要模式逐渐向国际金融市场与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转变，金融交易结算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结构中权重提升。

利用重塑国际货币体系与补充储备货币流动性的有利契机，以贸易计价结算与货币互换合作为主线推动人民币的海外使用，为进一步便利市场主体跨境贸易投资提供有力支持。在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与金融机构外汇资产负债申报的基础上，将金融机构全口径的外汇流动性统筹到监测框架下。

您怎么看待这个话题? 巴曙松：如果要继续扩展人民币的海外需求，就应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培育有深度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 《国际金融报》：金融基础设施确实亟待完善。随着驱动因素完成切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渐企稳。从人民币产品市场的创新发展角度，首先，应着重推动债券市场的机制完善，考虑优化国债的做市机制，维持各期限国债发行规模与频次的稳定均衡，构建市场化的债券基准收益率曲线。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一些问题也逐步呈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促进外汇资产投资思路从以央行储备形式持有发达国家债券向市场化的企业对外投资转变。

在人民币阶段性贬值压力影响下，海外人民币规模出现下降，2016年底香港人民币存款额同比下降约35.8%;同期人民币跨境贸易总额下降约27.7%。构建人民币境内外贯通的循环模式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同步深化提出更高要求。

其次，由于汇率改革滞后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境外主体更多基于币值收益而不是资产收益来持有人民币，这将扩大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波动性。同时，衍生品交易也可促进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

最后，应注重发展股票期货、国债期货与大宗商品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市场，为投资者管理投资组合的风险敞口增加市场化的工具选项。在新动力的引领下，人民币国际化在经历了阶段性滞缓与退步后逐渐趋稳，从海外人民币存量指标来看，香港人民币存款额在2017年结束前期的下降趋势并且稳中有升(同比增幅约4.5%)。这个过程带动人民币的周边和区域化使用，为人民币通过贸易结算渠道输出并辐射全球打下坚实基础。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企业国际化从出口贸易与市场获取转向创新技术的全球配置与价值链上的重新定位，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逐渐由单一的贸易计价结算转向跨境贸易、金融产品创新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融合的均衡发展。

2016年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标志着中国对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治理的深度参与，而这又会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国际化启动与改革开放直接相关 《国际金融报》：对，这个演进思路非常清晰，基本遵循了从结算货币起步、贸易计价与投资交易均衡推进进而到储备货币的路径。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单极化国际货币体系与多元化世界经贸格局之间的不协调提高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人民币作为支付与交易媒介的需求在国际范围内显著增加。2018年3月，CIPS二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采用效率更高的全额与净额混合结算的模式，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最近易纲行长也谈到，希望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水到渠成、市场驱动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驱动，不意味着不可有所作为。